(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11日 转载)
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国家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需要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来不断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党也应当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在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过程中，需要对党的治理基础和模式进行考察，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改革，从而提升党的生命力。
执政党的治理基础和模式变化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执政党的治理模式开始出现转型，这样的转型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执政党是由于环境发生了改变，为了适应环境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转变是被动的。而由于我国新时期环境的变化，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是执政党内部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历史使命而主动采取行动进行转变，所以执政党的这个转变也是主动的。因此，在执政党的治理基础和模式的转型过程当中集中体现出“诱致性”和 “强制性”的特征。
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党一直对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力，而社会却失去了原有的功能，社会凸显出政治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思想得到确立，人民的思想不断解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心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政府和地方的资源配置权也得到了加强。社会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执政党对一些社会生活事务逐渐放手，不再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权力垄断。
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清末开始国家逐渐衰落，受到了其他列强的侵略，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救亡图存运动，而革命又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领导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立自强的道路。在一九五四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解放后国家的高压政策，我国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国家的中心并没有真正放在经济发展上。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已不能够再单纯地依靠政治上的高压。
我国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从而取得了大量合法性资源。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国家局势比较动荡。执政党必须要找到一条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又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所以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应当与时俱进，把促进我国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的目标而改变自身的政策方针。
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其他国家执政党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模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承诺要放开更多市场，这就意味着我国要改变执政党的治理模式。所以中国共产党只有改变治理基础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执政党在制度方面治理基础的改变
执政党在执政方面的治理定位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面不断向社会建设转型。但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经济建设转移到了阶级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执政党的革命性不断凸显，而其经济建设性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这种政策倾向与世界发展潮流是相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政府的政策逐渐转变为刺激国内市场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效率，旨在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政党，逐渐向建设型政党转变。
执政党在执政方面发生着转变。解放之后，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产生了许多问题。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我国的很多正式制度都是形同虚设的，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阻碍。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力图改变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这些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在认识方面，否定了之前的“党的一元化领导”①的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把党政分开，这一改革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保证了行政的独立性，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实行了党政分离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行政效率明显得到提升。但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党政不分的情况依然是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执政党体制外和体制内的领导是两种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体系不能够有效地衔接。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执政党体制内外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划分。权利本身具有扩张性，如果执政党没有受到合理的制度化的管理和约束，就不能有效地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执政党必须在维护自身统治和有效治理国家方面进行合理的权衡，以免自身陷入两难的境地。
执政党的执政治理规范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法制建设非常重视，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肆意违背法律、践踏法律的事件。这使得国家的法律尊严和法律公平正义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国家的政治秩序非常混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就力图解决党大于法的局面，不断地推进我国执政党的执政治理规范改革，调整执政党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八二年宪法当中就明确地规定了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一九九七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宪法的地位表现的更为突出。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要依法治党，因此，执政党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法律规范为准绳，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依法治国实际就是要对执政党的权利进行约束和限制，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执政方式应当符合宪法的要求，不能够肆意而行。
但是只是存在宪法而没有宪政的话，一切也都是空谈。所以尽管党宣布要服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但是，其长期以来在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绝对的统治性地位。在实际当中，党的统治与法律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因为党的实际功能和地位导致党易于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摆脱法律的制约。所以我们应当逐步摆脱人治的国家治理模式，不断向着法治方向发展。
执政党执政的治理目标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执政党利用政治动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效，执政党也利用政治动员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但这也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政治斗争的扩大化，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这与党的群众路线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社会生活当中，政治色彩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就直接导致了执政党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而人民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发展②。
改革开放后，我党力图改变这种无序的政治动员方式，鼓励人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当中，并为人民参政议政创造了很多条件。国家更加重视人民的作用，执政党也逐步转变自身的治理目标，把代表人民利益作为自身最主要的目的，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在这种新形势下，执政党应当尽快地确立自身代表功能的定位，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执政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分权式的治理模式要求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应当与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权力划分，执政党应当代表人民的意志，并且通过法定程序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政府要执行执政党的政策，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治理。执政党应当通过不断的改革，把更多的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利归还社会，进行分权式的治理模式，这样既能够保证执政党对政府的有效领导，又能够使政府更好地治理社会。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升需要展现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我国要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基础上，允许其他的行为主体参政议政，这里所说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指各个民主党派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这样既可以制约和监督执政党，又可以使得执政党与其他党派和组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要以法治为基础。执政党的治理模式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来进行，执政党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度的，执政党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执政党应当在保证民主政治权利基础之上对国家进行管理，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执政党应当在自己行为标准的范围之内找到自身合理的定位，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应当具有一定的治理范围。执政党的治理范围是有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现代社会中，执政党应当采用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方法，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从而为执政党能力的提升提供基础和空间，不断地沿着合理化的道路前进。李国正 卢 霖
【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注释】
①康晓光：《权力的转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美]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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